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的《诗人日记》,信手翻开,就看见有趣的一条。他说,在在法语里,喜乐一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我们联想到我们本国话的说法,,也同样的意味深长,譬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瞥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所以我们又概叹说:“欢娱嫌夜短!”因为人在高兴的时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无聊,愈觉得日脚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别慢。德语的沉闷一词,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西游记》里小猴子对孙行者说:“天上一天,下界一年。”这种神话,确反映着人类的心理。天上比人间舒服欢乐,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间一年在天上只当一日过。从此类推,地狱里比人间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难度;段成式《酉阳怵俎》就说:“鬼言三年,人间三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过来说,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譬如戴君孚《广异记》载崔参军捉狐妖,“以桃枝决五下”,长孙无忌说罚得太轻,崔管:‘五下是人间五百下,殊非小刑。“可风卖老祝寿等等,在地上最为相宜,而刑罚呢,应该到天上去受。
“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乐的决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在高兴的时候,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儿罢!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 一课沉闷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尝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度过去。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死后有个天堂,到那里--谢上帝,也有这一天!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况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支了将来支付。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愿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比较。假如猪真知道快乐,那末猪和苏格拉底也相去无几了。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倡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看见的。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小孩子初生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地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虽然它身体感觉舒服。缘故是小孩子时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云状态。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洗澡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声浪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2像将离别时的筵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云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觉快乐,你那时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同样心安理得。有最洁白的良心,跟全没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譬如从写《告知书》的所罗门直到做[海风]诗的马拉梅,都觉得证明人的痛苦,是身体困倦。倡偏有有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王丹麓《今世说》也记毛稚黄善病,人以为忧,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为躁热人道耳!”在看重体育的西洋,我们也可以找着同样达观的人。工愁善病是的诺凡利斯在《碎金集》里建立一种病的哲学,说病是“教人学会休息的女教师”。罗登巴赫的诗集《禁锢的生活》里有专咏病痛的一卷,说病是“灵魂的洗涤”。身体结实、喜欢活动的人采用了这个观点,就对病痛也感到另有风味。顽健粗壮的十八世纪德国诗人白洛柯斯鳘次害病,觉得是一个“可惊异的大发现”。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倡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
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
赏析:
钱钟书和他的父亲钱基博似乎代表了中国学者的两种风格。他父亲做派敦厚庄重,不苟言笑,学风严谨平实,长于说理论事。钱钟书在继承了他父亲的治学精神和国学造诣的同时,更向恣肆、通脱里去。在他名士、学者的宽袍之下,从老到小蹦跳着不泯的童心与童趣。有人说这是他的可爱之处,其实倒正是他聪明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发达无损的童心,就不会有真正的创造力。一个人假如仅仅受到良好的教育、训练,却在教育过程中窒息、粉碎了生动无比的天性,那么也许会造就出一个个所谓的学者,但不会造就出天才的学者。这种教育不会产生钱钟书。
即使如快乐这一司空见惯的感情,在钱钟书的笔下也能博古通今,左右逢源。他类征连引、纵横比照,在贯通古今中外之间,挟春秋之笔意、诗话之征言、老吏之判笔、老叟之睿智,移情于谈艺,泄愤于讲史,抒怀于论世,对古今中外之世道、人心、文化,进行了一次总挖掘,升天入地,追古索今,既有神仙之乐,又有鬼魅之痛,既有暂得之快,又有永逝之苦。在文明人的生活中,既有身体的困倦,更有精神的痛苦。但“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如果“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补偿”,那么“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尽管这也许是自欺欺人,但也未尝不是一种智慧与洒脱。
我们说,人群中杰出人物的最大悲哀莫过于生而不是神仙。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吃人间的饭,坐人造的凳,读人写的书,操用人工的器物,在人的范围内生存、起居,混杂在芸芸众生当中而无法超越,所以,他们的痛苦比起一般人就更显得忧愤深广。但我们一旦走近钱钟书,把他这面“魔镜”翻转过来看时,便发现镜子的背面有一行镌刻的字迹:
做完整的人,过没有一丝一毫奴颜和媚骨的生活。
钱钟书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优秀部分与生俱来的突出要求和愿望:守住自己的精神园地,保持自己的个性尊严,即使“人生在世不称意”,但也要乐天知命,坚忍不拔。
柯灵在他的《墨磨人》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文学生涯,冷暖酸甜,休咎得失,际遇万千。象牙塔,十字街,青云路,地狱门,相隔一层纸。我最向往这样的境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清湛似水,不动如山,什么疾风骤雨,嬉笑怒骂,桂冠荣名,一例处之泰然。但这需要大智慧大学问,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够企及的。”钱氏正是这样的人。他的存在几乎就是不断地迎接挑战:政治动荡的挑战,宗派成见的挑战,世俗的挑战乃至荣誉的挑战。但他却如驾轻舟,击浪中流,容与自在,以静穆对喧嚣,以冷隽对狂热,以不变对万变。钱钟书所深恶的,其实是社会生活中的那些黑暗、虚伪,无知装大,损人利己,不择手段等丑相。当他在生活中遇见纯善、优美、聪明、勇毅的人和事的时候,他流露出来的就是深深的喜悦。
可以说,渊博和睿智是钱钟书的两大精神支柱,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一尘不染,兰心慧质,特立独行。
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上,就是文中层出不穷的警句,丰富新颖的譬喻,机智幽默的讽刺,鞭辟入里的剖析,微妙风趣的心理……总之,钱钟书先生以其思想的深邃、见解的高超、语言的精妙、学识的渊博……构筑了现代文学史上“钱学”的大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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